惩戒“马路杀手”的驾驶权意识归依

　　近年来，酒后驾驶导致的事故越来越多，酒精正在成为越来越凶残的“马路杀手”。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将提高车辆保险费率，并与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而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8月12日人民网）
　　
　　“诚信经济”时代，公安部门将醉驾与诚信对接，我从不置疑其约束力，毕竟这是一种规约醉驾的道德方式。实际上公众对惩戒醉驾的思考，已是亮点纷呈，诸如量刑尺度弹性问题、传统劝酒陋习的批判，以及呼唤“重典”之下的“法律警示”等，然而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约方式或理念里，我却发现人们舍本逐末，淡视了涉及醉驾问题的“驾驶权”这一治理主线。
　　
　　应该说，驾驶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经过培训、考试拿到驾驶执照、驾驶证，从而获得驾驶权利最基本的技术要求与资格。常识也同样告诉我们，权利必受规约，取得驾驶权利的公民须遵守规章制度或法律条例，以保障自己与他人的个体生命安全。醉驾也好，飚车也罢，也在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大部分交通肇事者都淡化了其驾驶权利被规约的另一面，或者忽视了其获得驾驶权利后理应承担的维护交通安全的义务。如果说醉驾飚车者少乎其少，我无可辩言，但因醉驾飚车而酿成的交通事故层出不穷，且交通血案不断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忽视驾驶权利背后的规约意识与义务，已蔓延成一种维系道路失序、驾驶权利失衡的社会整体性交通生态。
　　
　　令人遗憾的是，广大公众，尤其是相关部门在面对“醉驾飚车者”，或规范惩戒这些“马路杀手”时，仍然游走于“刑”与“罚”的边缘，徘徊于“理”与“情”的门槛之外。在这进退失据的空当之中，一些“马路治理”方式，摆上了台面。比如新闻中，公安部门“提高车辆保险费率，并与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而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的这不断创新的执法思维，便是一佐证。虽然我不排斥这种与诚信对接的规约方式，但我却也甚觉“前景未必光明”，原因是诸如此类惩戒醉驾飚车的“马路治理”思考，已远远偏离了本该坚定的方向——从驾驶权利自身规约始，将有车一族的“马路权利”进一步细分，并控制每一处权利细节，以防驾驶权利意识的极度偏向，而在无形中失去底线。
　　
　　不惟如此，事实上醉驾飚车案例如果得不到民意推动，醉驾飚车者得不到相应的制裁，或许他们仍就淡漠血洒马路之上的冤魂。虽用钱买命，用权换人，轻而易举，但应当看到的是，不论贫富尊贵，同一条马路之上的公民“驾驶权”都是平等的。这理应成为“马路治理”、“惩戒醉驾飚车者”的最好出口与治理主线。也许只有稳稳抓住这一治理主线，才能理清这系统治理工程的头绪，才能真正化解目前交通血案酿成的马路危机。
　　
　　无独有偶，国外亦有治理马路危机紧依公民“驾驶权”而展开的实例。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看的经验，比如英国对酒驾的处理是：初犯吊销驾照一年；重犯者吊销驾照3年，外加1000英镑罚款；如果在10年内共有3次被判酒后驾车，那么就要吊销驾驶执照109年；一旦发生事故，终身不能再开车，而且还要重罚……处罚的条目之细与明确，以及规约中紧紧依照着公民的驾驶权利，这些都对醉驾飚车以警醒，金钱再多，权位再高，但在正当程序上一个公民的权利却是一样的。这应当是我们“马路治理”的逻辑起点。我始终坚信，只有这种“驾驶权”意识一步一步归依到每一个公民身上，蒙发一种公民对“公路权利”最基本的敬畏，那么醉驾飚车横行的社会难题终会获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