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不应只是呼吁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称,要给打工者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甚至要给那些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种粮农民超国民待遇。否则,种粮农民一个汗珠摔八瓣,种粮收益那么低、甚至是负收益,只给他一般的国民待遇,凭什么要求他保证粮食安全?(10月27日四川新闻网)
毋庸讳言,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下,因“身份标签”而使农民工、农民一直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待”,没有享受到本来主要为外国人而设的“国民待遇”,这是事实。现在,专家呼吁要给打工者、农民以国民待遇,这是值得肯定的。而更要重视的是,如何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而不至于空谈。
首先应当明白,让农民、农民工在工资、福利、人身安全等各方面享受“国民待遇”,这不是一种施舍,更不是一种试图说服农民安全种粮的交换,而应当使这种待遇的落实鄣显真正的现代国民精神与公民意识,使拥有这一待遇的所有人,都能有一种归属之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做到这一步,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天天来说给谁以什么待遇了。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三农问题影响了中国社会安定,或者更直接地,是为了保证种粮安全,而施予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这一动机很明显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国民待遇之下的悲情。在此可以说,让“国民待遇”让国民人人享有,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不可缺失的和谐元素。
再则,对一个国家内所有公民谈“国民待遇”,那么这一种“国民待遇”所包含的更重要的“待遇”则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比如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因为国民只有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的重大决策有自己的发言权,才能真正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否则也毋庸谈什么“国民待遇”。比如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人大代表的构成则呈现出一些新亮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数据,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三分之一,而一线工人代表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特别是几位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是第一次。不过,相对于全国八九亿农民、近二亿的农民工的巨大基数而言,其代表数仍极为弱势,在这一方面仍需不断加强,惟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国平等的“国民待遇”。
须强调的是,给予广大农民或农民工以“国民待遇”,要落在实处,讲实效,不能只停留在纸面,而仅仅成为一种力量有限的呼吁,抑或空洞的口号。否则,还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就比如媒体全力报道农民工一样,而许多农民工他们自己是最不愿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眼的。因为问题无法解决的背后,这三个字本身就含有一种不平等因素。因此,须把眼光落在解决农民工、农民的具体问题上,如如何让他们有效参与基层自治;如何保障自身的政治权利;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工资水平低、拖欠工资、生产条件恶劣等问题;如何改进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等等。
一句话,要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就得从具体问题入手,从细节着手,确保他们政治权利与经济权益,尤其是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否则像“土地流转”这一对农民的利好政策,也将被人为地扭曲。
毋庸讳言,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下,因“身份标签”而使农民工、农民一直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待”,没有享受到本来主要为外国人而设的“国民待遇”,这是事实。现在,专家呼吁要给打工者、农民以国民待遇,这是值得肯定的。而更要重视的是,如何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而不至于空谈。
首先应当明白,让农民、农民工在工资、福利、人身安全等各方面享受“国民待遇”,这不是一种施舍,更不是一种试图说服农民安全种粮的交换,而应当使这种待遇的落实鄣显真正的现代国民精神与公民意识,使拥有这一待遇的所有人,都能有一种归属之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做到这一步,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天天来说给谁以什么待遇了。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三农问题影响了中国社会安定,或者更直接地,是为了保证种粮安全,而施予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这一动机很明显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国民待遇之下的悲情。在此可以说,让“国民待遇”让国民人人享有,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不可缺失的和谐元素。
再则,对一个国家内所有公民谈“国民待遇”,那么这一种“国民待遇”所包含的更重要的“待遇”则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比如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因为国民只有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的重大决策有自己的发言权,才能真正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否则也毋庸谈什么“国民待遇”。比如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人大代表的构成则呈现出一些新亮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数据,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三分之一,而一线工人代表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特别是几位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是第一次。不过,相对于全国八九亿农民、近二亿的农民工的巨大基数而言,其代表数仍极为弱势,在这一方面仍需不断加强,惟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国平等的“国民待遇”。
须强调的是,给予广大农民或农民工以“国民待遇”,要落在实处,讲实效,不能只停留在纸面,而仅仅成为一种力量有限的呼吁,抑或空洞的口号。否则,还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就比如媒体全力报道农民工一样,而许多农民工他们自己是最不愿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眼的。因为问题无法解决的背后,这三个字本身就含有一种不平等因素。因此,须把眼光落在解决农民工、农民的具体问题上,如如何让他们有效参与基层自治;如何保障自身的政治权利;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工资水平低、拖欠工资、生产条件恶劣等问题;如何改进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等等。
一句话,要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就得从具体问题入手,从细节着手,确保他们政治权利与经济权益,尤其是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否则像“土地流转”这一对农民的利好政策,也将被人为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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