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枕“世界公民梦”

　　1899年底，梁启超在《汗漫录》的第一页中写道：“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在当时，梁大人要做世界人，似乎是抗争于时代前沿的弄潮儿，已远远把国人普遍的私德意识抛向身后，又仿佛是一个翻反复越障，在田野里乱跑的的小孩，活在一个单纯且可爱的梦里。
　　
　　梁大人说，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也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要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但是，他先以头脑窥探西方，对照变法失败后行走于西方，世界公民的观念亦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本来，梁大人伤叹国人唯有私德，活在一个部落中，少有国家观念的存在，得出国人都是私民，这顶多呼吁国人别忘了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就已够了。而梁大人怀揣着要做一个世界公民的梦，是源起良师康有为西方思想的开导。同时，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造诣，知道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即“面向西方，春暧花开”。于是，发现他洋人不仅仅知道国家利益，更重社会公德，观念开放，社会风气与环境卫生皆亦非国人可比。在那一刻，他的世界公民梦芳艳绝伦，犹如春天桃花开。
　　
　　虽说梁大人进一步倡导“世界人”理念，与他欧游有关，但是他一降世，世界公民之花已在身上温情地开放。幼时在祖父的精心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与大量古典著作，有“神童”之称。那时天下内忧外患，列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统治者内部，以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与西方列强勾结，助纣为虐，民不潦生。有识之义勇，无不忧国忧寻救国之途。
　　
　　所幸，从“公车上书”、任《中外纪闻》主要撰稿人再到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启超名声大作，时有“康梁”之说。实则，他以政治手腕铺就了通向世界公民的思想大道，其世界公民理念，亦是后之新文化运动丰富的思想营养。
　　
　　胡适曾说，梁启超的两本著作对他影响很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是这给了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只可惜在巴黎和会期间，梁大人目睹了西方社会种种不堪入目之流，以前言谈西方所挥洒出的激情已所剩无几。一回国，即宣扬中华的传统文化才是人类的真正文明，于是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思想的国籍走向世界，最终又回到原点，花开花落，宛如“一场（政治）游戏一场（世界公民）梦。”
　　
　　不管怎样，梁大人要做世界人，发出了“世界公民”的最响彻云霄的呐喊。最终囿于时代，忧国忧民的梁大人一枕世界公民梦，顷刻间一切已留给了那一个逝去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