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摔失主手机，更需悚然一惊的理性反应

　　近日一段视频“刷屏”朋友圈：浙江宁波一名大妈捡到一名年轻女子的手机后，索要2000元报酬，但失主只愿出500元，并送上一筐杨梅表达谢意。然而，大妈非但拒绝将手机归还，见失主报警后反而怒摔手机。

　　近期媒体和朋友圈“刷屏”热度之最，无疑非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莫属，“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刷屏”荣耀居然被大妈摔失主手机闹剧分享，进而抢夺国人关注世界杯赛况的眼球，起码说明两样东西：一则，当下媒体与朋友圈资讯能够触及受众痛点、痒点、堵点、兴奋点的东西太少；二是大妈摔失主手机烂事之所以“刷屏”，是因为触碰到了国人行将迟钝的痛感神经。

　　兹视频上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马引发网友强烈关注和转发热议。我注意到，网友们近乎一边倒义愤填膺地指责大妈的行为，其中，非理性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宣泄胸中块垒者有之，简单诟病且偏激断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老调重弹者有之，单维将事件归因文明式微道德沦丧者有之……一言以蔽之，未能突破道德层面基于情绪宣泄的道义谴责和道德审判的单极思维。

　　事实上，回到大妈摔失主手机具体事件上说事，当事人除了涉及道德规范，更已触碰现行法律规定。视频中，虽然大妈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反问失主：“我地上捡的，又不是偷的，是吧？”但坊间多方法律界人士坦言，如果视频中行为情形经查证属实，则大妈不仅违法甚至可能涉嫌犯罪。换言之，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能远超其想象，她将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不菲代价。然而，大妈究竟触犯了哪部法律哪条哪款规定，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敢断言，包括作为事件双方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公众，都难以说出子丑寅卯。须知，他们毕竟不是法律工作者。也就是说，相对公众骂了白骂于事无补的单向度非理性道德诟病，相关法治部门更应主动介入给予“法律援助”和法治跟进，后者显然更重要更紧迫更有用。

　　让人汗颜的是，作为道德生态失衡和文明演进式微的次生灾害，大妈摔失主手机之类道德事故早非新闻，拾主为索高酬损坏或扣压失物事件也非孤例。也许，作为一种有悖文明道德规范甚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现象，既然昨天别的地方发生过，今天又发生在宁波，明天或许也可能发生于你我他所在地，都是偶然之中有必然的正常现象，不过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罢了。问题是，庶几每次类似事件肇发后，除引发民众群情激愤道德诟病“路见不平一声吼”，罕有见到相关法治部门主动出击“该出手时就出手”，亮出法律“达摩克利斯之剑”，让违法者得到应有惩处，进而举一反三以案说法，让民众得到广泛教育警示。近年来，大妈摔失主手机之类尴尬丑剧频仍上演，让道德和法律一而再再而三地蒙羞。既然大妈摔失主手机暴露道德治法治双向“短板”，其除了人之常情引发国人义愤填膺的道义情绪反应，更需顺理成章触迸国人悚然一惊的反思理性反应，进而双管齐下补齐道德法治建设“短板”，施以防治结合综合疗救才是预后本策。

　　胡适在《道德和规则》中写道：“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说到底，在公共生活中，规范公众行为无非道德和法律两大规范。相形之下，道德规范以社会舆论和良心发挥作用，收效有限；法律规范则藉以强制公权力，迫使民众恪守道德文明规范。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康德墓志铭如是写：“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也许，我们真记住康德墓志铭之日，便是卑鄙通行证失效之时。

　　作为个案，大妈摔失主手机之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诱发大妈感染无德病毒的社会“病原体”。倘若不能阻止“病原体”扩散的高危风险，无德病毒则有可能感染更多国人，包括你我他。《战国策·楚策四》云：“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预后大妈摔失主手机之类病毒发作，国人重复苍白无用的道德诟病和情绪宣泄可以理解，相关部门悚然一惊的道义反应和理性反应才更有用。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