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禁烟令”到底还缺什么

　　今天，有着史上最严控烟令之称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将连续3天对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全市重点单位进行集中督察。全市市区两级共计1000余名卫生监督员将全部出动。看完这则《北京青年报》6月1日的报道，我的第一感觉是疑惑，这“史上最严禁烟令”真会奏效吗？
　　
　　之所以令我如此存疑，也不是因为舆论低估北京市此次“最严控烟令”的力度与决心，而是缘于近年来各地层出不穷的“最严禁烟令”，基本上沦为废纸一张，总是让人一再产生“狼来了”的想象。
　　
　　究其原因，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是，控烟禁烟比较复杂，复杂得远非政府部门一纸禁令就能解决，非得综合运用法律与经济等多种手段不可。而且还要保证，不同环节、场合或阶段，能灵活用上不同的管控手段。否则，再多再严的禁烟监督只会徒增执法成本罢了，所谓“关键重在执行”，或“要有严格的执法手段”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远未触及根本。很简单，若执法不常态如何规约烟民，而常态化行政执法又该付出多大的成本。暂不论执法成本如何高企，要是再过一段时间执法监督无法延续，岂不是又一个“史上最严”从此湮没尘埃？
　　
　　当然，此次《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确有其不一样的现实背景，并非孤立的。据5月12日中国新闻网报道，5月份中国时隔六年再度上调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且同时对国产卷烟和进口卷烟的批发价格、建议零售价格进行调整。这也就是禁烟控烟各界寄予厚望的“税价联动”策略。北京市的“史上最严禁烟令”，应是充分结合“税价联动”策略，在国家整体上调烟草税这一经济杠杆的背景下出台的。仅从控烟角度而言，一部分阻力或因此被无形化解。
　　
　　就算号称“史上最严禁烟令”的行政之手与经济策略联姻，我想这还不够。至少还有一点要认清并唤醒，即受害者抵制吸烟的“主体意识”。禁烟控烟最主要的意义是确保非吸烟者的权益，那么，对这些没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权益维护，就需要形成一种受吸烟影响者或“吸二手烟者”为主体的维权意识，而非绝对地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或一味被动等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利救济。事实上很遗憾的是，当前对受吸烟危害群体的权利救济几乎也是一片真空。
　　
　　换言之，政府部门不仅仅要制定控烟条例，更要从从制度与法律上，充分给予民众自主自觉抵制时免受伤害。可以肯定地说，以前各地一个个“最严禁烟令”无效，除了因为这些禁烟令独孤一身，没有形成行政、经济、法律等各手段相结合的系统性支撑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公开抵制吸烟的行为成本太高，最严禁令的“严”与广大受吸烟影响者自主的权利无关。
　　
　　文/王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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