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应少一些急功近利的“军令状”

　　据统计，在2014年初，有超九成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空气污染治理，至少15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力保蓝天的“军令状”，在一些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力”“铁腕”“最严格”等强硬措辞屡见不鲜。然而，一年后，多数不了了之。记者调查了解到，除个别省市对目标没完成的情况作了解释说明外，绝大多数地区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沉默失语。相比言犹在耳的“军令状”，一年的时间让承诺没了“底气”。（3月16日人民网）
　　
　　年初的豪言壮语与如今的沉默失语形成鲜明对比，治霾“军令状”的不了了之，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与批判。分析之论多从缘何“军令状”成了空谈，以及该如何追究当初立下“军令状”之人的责任等谈起，归根究底还是在围绕“军令状”自身找病因，探寻的是如何让“军令状”得以顺利实现的药方。
　　
　　这样的深究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似乎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军令状”为何能在多省、多个领域大行其道？众多分析的前提是将“军令状”的存在当做了理所当然，但“军令状”就真是“真理”般的必然存在吗？不弄清楚“军令状”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就无法真正求解“军令状”失效的原因，所有一切的探索都将只是凌空虚蹈。
　　
　　“军令状”说到底还是人治的产物，是领导意志的体现，立治霾“军令状”或许有出于改善环境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一种唯上的表态，结果更多地也是为了让上级领导满意，为自己的执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立军令状或能许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但多是以权力的强加干涉为前提的，这显然与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格格不入，也与“有权不可任性”的理念相违背。治理雾霾，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体现领导意志喜好、颇具人治色彩、随意性大的“军令状”必然靠不住，长效的制度才是治理雾霾的“百年大计”。
　　
　　同时，在“一任领导一张蓝图”且官员在同一地方任职普遍较短的现实下，“军令状”可持续的稳定性就更加没有保障。不少官员立了军令状，可能约定日期尚未到，就已经升迁了，我想这也是不少“军令状”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
　　
　　另外，雾霾治理也有其客观规律，尽管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治霾，但也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行事。雾霾的形成是因为此前长期的污染累积，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治理的时间必然有长有短，治霾的困难我们必须承认，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就可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罔顾客观实际，动辄就立“军令状”，就是另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军令状”的流产，更可能造成对雾霾治理的过于乐观，从而延误了雾霾治理的最佳时机。
　　
　　雾霾治理中的“军令状”饱含了官员们的急功近利，在浮躁的社会中颇有市场，也是部分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一条捷径，但于雾霾的治理、环境的改善毫无益处。但愿在今后的治霾战役中，少一些急功近利的“军令状”，多一些稳打稳扎的长远规划、常态机制，步步为营让蓝天早日归来。
　　
　　文/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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