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哭穷换不来社会的理性对待

　　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近日接受采访时称，公务员如今已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若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公务员也可以另谋他职。梅永红也提到自己工资收入一个月7000元，“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梅永红认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3月15日《南方都市报》）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仇官、疑官”的情绪比较普遍，这与部分官员目无法纪，破坏了官员整体形象有关，也与部分民众非理性的“遇官则疑”有莫大关联。这类非理性的声音借助网络与自媒体得以迅速广泛传播，产生的威力不可小觑，一是对“有权任性”的官员产生了威慑，倒逼他们更加谨慎用权；二是让部分官员产生“动辄得咎”的心理，压缩了他们的“试错空间”，导致部分官员不敢真正甩开膀子做事。
　　
　　舆论质疑对于官员的监督倒逼功效我们应该吸取发扬，而对于官员的“过分苛责，甚至动则谩骂”，也应当加以引导，使其更加理性，否则也不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毕竟整天疲于应付舆论质疑会耗费相当的精力。济宁市市长敢于冒着被舆论“炮轰”的风险（果不其然，在网络之上遭受了排山倒海式的板砖），为基层官员“正名”，需要勇气与担当，也展现了政民互动的良好意愿，值得点一个赞。但梅市长以期通过“哭穷”来换取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理性对待，显然是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
　　
　　官员工资低，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天然享受舆论质疑的豁免权，小官大贪甚至巨贪我们见过太多；官员高工资也并非就有原罪，因为也没见大家对带领国企取得优异业绩的高薪高管们穷追猛打。可见社会的不理性并非单纯地针对官员工资的高低多寡，而是被任性滥用的权力以及无法被阳光照射到的暗箱操作，让民众产生了焦虑，从而让不理性有了得以产生、发酵的土壤。
　　
　　因而杜绝社会对政府官员的不理性声音与举动，还得从约束权力与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发力。一方面继续高压反腐，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惩，用好依法治国这把利器，为制度反腐保驾护航，只要每个政府官员都自觉恪守“有权不可任性”的理念，权力就能成功地被关进笼子里。另一方面，则是要继续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既包括权力的每一次被运用都要有迹可循，也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进一步推行。
　　
　　只有权力在法律的约束下规范运行，附着在权力之上的利益得以剥离，同时官员的财产被晒在了阳光之下，民众才有可能分辨当前的官场生态究竟如何，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衡量反思此前的非理性对待是否属于“发力过猛”，从而形成理性、健康、良性的舆论生态，把政府官员从舆论的风口浪尖解救下来。
　　
　　文/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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