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生态中如何化解“虐童案”

　　在这一起“温岭虐童案”中，面对近乎失控的网络暴力，不能因毫无还手之力，女幼师就得失掉工作躲藏他乡，任凭谩骂轰炸，自此失声下去。事实上，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进步就体现于各方力量的均衡与制约，每一个人哪怕犯罪，也不能失去自我辩护的能力或可能性。
　　
　　就算是有罪之身，量刑也该罪罚相当。显然，虐童案引发的指向女幼师的网络暴力，有甚于虐童行为，这已远远越过了应坚守的底线，这一群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网络哄客，人为预设了化解“虐童案”的障碍，或者将网络之恶扩散，使虐童案对各方的伤害最大化。
　　
　　有关此次虐童案的报道中提到过一句话，即当事者亲属说的——“如果不是因为网络，事情也不至于这样”。这一句继而为很多情绪激动的网民所发挥——如果没有网络，或许女幼师还将延续她的虐童行为，类似的事件仍将继续发生，而免于承担道德压力，更难于被法律追责。我想，前者针对的是，女幼师一家在虐童案后，因遭受巨大的网络压力，陷入无法继续在当地生活的困境，网络使事态变得更坏；后者则指出，对于社会中的恶，网络是不可或缺的舆论监督平台，甚至是为弱者申张正义的地方。
　　
　　尽管不否认网络社会的发展，对于健全话语权分配体系，推进民主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但我更倾向于认同前者，至少是在这一件虐童案上。因为网络失控的谩骂，掩盖了太多可疑，断绝了合理解决事态的可能性，令原本该给予谴责的虐童女幼师成为彻底的弱者，与受虐儿童一样成为受害者。
　　
　　虐童案发生后，网络上女幼师颜某面目可憎，而此前呢？据一些媒体报道，虐童案爆发前，颜艳红曾是很多家长慕名的幼师。“提耳照”中那个孩子，就是家长程女士慕名送来的。其他家长也提到，教师节时给她送花，颜艳红说“不用花钱，花不花都一样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曾让该家长感动。有同事称，颜艳红经常给孩子们发零食吃，这也曾让孩子们很喜欢她。
　　
　　而且报道中警方也提到，颜艳红被传唤后，很快便承认了照片的真实性，“但她对可能承担的后果没有认识，只是认为这么做是为‘好玩’，而且自认为自己没有恶意，道歉就可以了。知道要被刑拘后，才意识到祸闯大了。”
　　
　　诸如此类的事实还原，都是虐童案顺利化解的积极因素。然而不理性的网络生态，推毁的不仅仅是人性之善，更是生态自我调协的能力。如果网络哄客不私设刑堂逼供，女幼师与当事者有一个平等沟通的语境，此时的警方也少受“网络挟持”，那么问题的化解要容易得多。毕竟这一类事件并非离开网络就等于无解。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的，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数字化生存时代，尤其可以如此。
　　
　　所以，当网络舆论主体出现“群体极化”后，我们更需要各方力量的均衡，让虐童女幼师们在舆论场地上得到权利救济，让当事者、舆论主体、政府部门等各方履行相应角色，共同维持一个有效对话的前提，以此遏止网络非理性，形成化解恶性事态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