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问责机制，需以“法治”促进“法制”

　　继7月26日湖南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法制湖南建设纲要》后，8月2日《湖南日报》以“首次将干部问责法治化”为亮点，对湖南法制建设纲要进行了全文刊发。
　　
　　所谓“法治”，是指一种治国方略，是依法办事的原则。而“法制”，则是指法的制定、执行、司法、司法、法律监督的总称。在法治的指导思想下，法制可以更加进步完善；而依托法制，法治才能得以实现。湖南省建设纲要此次将干部问责法治化，无疑为当地相关问责机制进一步的法制化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对于问责制度，公众并不陌生。近年来，各地兴起的问责风暴，官员屡丢官职，公众不断地见证着问责制度的实施与效力。而早在200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更是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媒体评论认为，这是将领导干部问责纳入法制化轨道的重大举措。
　　
　　但是，现行的干部问责机制在法制化进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一来，官员问责总是由上级部门发起，公众缺乏充足的监督权和参与积极性；二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总是悄然浮出，抑或异地升迁，极大地消解了问责制度的公信力。
　　
　　湖南省此次以建设纲要的形式，首次将干部问责机制法治化，无疑表明当地政府在不断地向法制化的方向靠拢。但从纲要的相关内容来看，问题依旧明显。
　　
　　一来，以纲要的属性和相关内容来看，干部问责法治化本身仍暂时停留在一个建设方向的层面上，缺乏丰富的法制支撑和扩展。换而言之，尚有待进一部细致化和法律化。且，纲要中并未提及公众的问责权。如果继续实施由上而下上的干部问责机制，将过于单向化，无法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有悖于问责机制的民主诉求。
　　
　　再者，对于问责机制在推行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彻底性，纲要也未作出相应应对。事实上，纲要中关于官员问责的内容程序，落于窠臼，缺乏应有的创新，无法为问责机制法制化提供改革指导，更无法满足客观的现实需求。
　　
　　在纲要的基本原则中，有这样的描述：把坚持法制统一与探索地方特色结合起来，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前提下，立足湖南实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开展法治建设，使法治湖南建设体现地方特色、增强针对性。以此牵强而言，虽然问责机制的缺陷并非当地独有，但作为法制建设的排头兵，当地政府有必要作出改革，从指导思想上以“法治”促进“法制”的进步，完善干部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