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谋理性，还是绝望中走极端？

　　7月16日晚，广东茂名留遗书维权的公务员朱国瑜被3名年轻人砍伤，其手臂、后背共有4处刀口，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今年1月，朱国瑜因其母反强拆被打死而在网上写遗书，称愿以死为母申冤，遂开始在网络上公布茂名官场贪腐线索。朱国瑜告诉记者：“估计是和我曝光他人腐败问题有关，得罪了人，他们想给我一个教训。”（7月18日《南方日报》）
　　
　　朱国瑜与许多维权者不同的是，在两年的维权途中面对打击报复，他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没有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坚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利益诉求，并且相信法律最终会还自己一个清白。也正因此国内某名记者曾感叹，“这是我见过的最规矩的上访者，但法律和层层执法者能否保护守法上访户？”可是就是这样理性维权的人，不但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还差点丢掉性命，令人唏嘘。
　　
　　更让人沮丧的是，朱国瑜的事迹也曾引起了媒体的重视，依然没有得到改观。作为一个理性维权者，在各种途径都行不通的时候，媒体的曝光往往会被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事实上不少类似的情况，也正是媒体的报道使得峰回路转。可是《南方日报》以《用遗书维权的公务员》为题进行报道后，当地司法机关以种种借口，仅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样的处理结果，几乎让人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实在让人气馁。
　　
　　毫无疑问，朱国瑜已经成为法律维权的一个反向标本。当一个公民坚持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权、反腐、举报时，当他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却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且让人发现按法律办事简直是个无底洞，任你再多的投入，都激不起一点波澜。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使人产生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对更多“朱国瑜”们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理性合法途径走不通，不能在希望中谋理性就可能在绝望中走极端。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成本高、周期长，维权成本远远大于维权收益，于是一些过激的行为就成为弱者惯用的手法。于是当有人权益受到侵犯时，或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案件时，人们不是及时报案或者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是放弃了“公力救济”，寄希望于寻找有身份、有背景的人来进行调处，或者采取跳楼、自焚、集体上访等边缘手段来引起社会关注，甚至通过暴力方式来实现诉求。这也正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由于“公力救济”的乏力，才使一些暴力的“私力救济”有了存在的空间，这甚至成为弱者最后的抗争方式。对一介平民而言，当权利被侵犯而公权又无法对其提供庇护的时候，一些暴力性质的“私力救济”就往往被当作“杀手锏”了。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与纠纷剧增，以过激的手段进行私力救济的现象已不罕见。在“公力救济”无法满足弱者的维权需要时，对此类的“私力救济”不应是单纯否定，而更应进行反思。
　　
　　“私力救济”泛滥必然削弱公权力的威信，影响社会和谐。这些年来大量的强拆引发的悲剧，所凸显的都是“公力救济”的失效。如果能够及时地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伸张正义，公民何须与拆迁者持刀相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公民又何须以命相抗？如何让弱者放弃那种“私力救济”而寻求“公力救济”？这需要公权加快完善公力救济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