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

　　诞生了康德、马克思的德国，为何又成了希特勒的故乡？二战后的几年，曾是“希特勒青年团”一员的哈贝马斯，从纽伦堡审判中突然发现德国领导人竟然是赤裸裸的战犯狂魔，于是他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阵痛，不断地反思传统德国思想与德国文化，慢慢地挣脱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枷锁。
　　
　　换一句话说，奥斯维辛之后，哈贝马斯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成了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问题的论战，普及全国。哈贝马斯加入了这一场论战，秉持着社会批判理论，坚决反对历史主义和文化修正主义。他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修正历史，制造“虚伪的社会意义”，不利于“社会的整合”，“只会误导人们，加深社会异化”。
　　
　　正如陈勋武先生在《哈贝马斯评传》（第177页）中说，“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以前的祖国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族缘、祖先等上，现在是建立在体现共同的民主价值和生活规范的宪法上，国家认同是宪法认同，爱国主义进步为宪法爱国主义”。那种主张“共有一片疆土、共有日尔曼祖先的德国认同”，已不合时宜，于是哈贝马斯重新强调了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原则的道德普遍性，将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准则。而道德普遍性，便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逻辑起点。
　　
　　事实上，哈贝马斯以“千山我独行”的气魄，不仅仅明确表达了德国将何去何从，对德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做了智者思索，理性地展示了一名真正关怀时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与社会责任感，他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倾注大量心血，坚定不移地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后民族的统一欧洲理念”。尤其在2003年3月1日，哈贝马斯、德里达这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合力发表了一篇文章，提醒欧洲人拥有的共同的欧洲身份与共性，呼吁一个独立于英美之外的欧洲大陆外交政策。这一“欧洲宪政共和国”所依据的“后民族基础”，正是发轫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纵观“欧洲宪政共和国”这一理念在实践层面的进程，不难发现，欧洲从“春秋战国”走到今天的欧盟，经济、政治与外交层面渐渐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但也不难观察到，这一艘承载着哈贝马斯们梦想的欧洲航母，再向前推进，势必会阻力重重。因为在目前看来，欧洲大陆上的这些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文化上的独立或者捍卫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无论是对战后德国何去何从的反思，还是对“欧洲宪政共和国”的憧憬，或者是在价值理念或实践问题上与同时期思想家的激烈论战，诸如与波普的方法论之争、与福柯的现代性之争以及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等等，哈贝马斯都是从规范与实践的角度，合理商议，形成对话各方彼此认同的前提，坚持道德普遍性原则，解决现实争议。可以说，当今世界范围内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目前的中东与北非政治危机，哈贝马斯都为我们提供了走出危机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