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内的“行政权力”真就那般可怕

　　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近日做出一项决定：学校领导集体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剥离。该校党委书记丁烈云说，学术委员会主要有鉴定、咨询和评价学术问题的作用。此举意在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适当剥离，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发挥教授的作用。
　　
　　对于这种追求学术相对独立性的努力，即便是一种作秀，也应当对它释放最大的善意。但我不禁疑惑：所谓学校领导退出学术委会员，这无疑是在默认学校领导是政府官员的“常识”，要不然学校领导都是教授级的人物，为何还得刻意退出学术委会员？象牙塔内的“行政权力”真就那般可怕？
　　
　　“权力”可怕，是因为“权力”被滥用。防止“行政权力”不被滥用，就需要建立权力规范与约束，或有效的监督体系。如果“行政权力”能坚守维护学术独立的底线，而对学术负责，则是高等教育之幸。并且，“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更不该是对立的两面。两种权力之间在学术至上的前提下实现良性互动，才是推动学术独立应有的本义。
　　
　　在教授治校的理念无以实现、功利色彩尘嚣甚上之时，一旦行政权力被（适当）剥离，学术权力反而一时缺失了“权力”，变得软弱无力。尤其是政府部门完全控制着办学的资金来源、教育评估等，学术权力就成了一种伪权力，或者依附于政府主导的行政权力之下。这正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难以逾越的真实困境。目前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希望以一种教授治校的模式运行，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但若不能处理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或政府可以随意越位，这块“高教试验田”或许不太可能结出理想中的果实。
　　
　　那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协调，而使权力的运行有益于维护学术独立的方向，这就需要学校管理者平衡办学资金来源与校务管理权力。不能一味依靠政府拨款，否则永远就不会有学术独立的空间。平衡原则是，实现办学资金来源多样化。校友捐赠、校长募集，甚至大学入股，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式。
　　
　　比如先前就有媒体消息称，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董事会，校长担任董事长。和国外学校董事会不同，该董事会不是学校的行政常设机构，其行为不影响人民大学原有的办学机制和性质。人民大学董事会章程中规定，董事会由热心高等教育的人以自愿方式组成，目的是为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和合作，筹措学校的办学资金。又如另一在国内较具争议的报道说，中国校友张磊向母校耶鲁大学捐赠888万美元，引起了广泛关注。耶鲁大学的“校友捐赠率”（毕业校友捐赠人数与毕业校友总人数之比）高达40%，而美国的其他世界一流大学，“校友捐赠率”一般也都在30%－40%。虽然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融资能力还远远不能达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但这至少是一个高等教育借力社会资本而提升自身发展的大方向，毕竟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有限的财力不能满足人们接受教育的需求。
　　
　　当然，高校融资办学的渠道实现多样化后，市场资本会向优势产业汇集，向优质企业聚焦，这极易形成“马太效应”，强校越越强，弱校越弱，名牌大学获得大量的社会资金，而不出名的大学可能得到较少，甚至为零的份额。这需要行政权力施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政府应当适度扶持一些融资能力差但对发展国民教育有战略意义或平衡作用的学校，或者在建设一部分完全公立的学校外，更要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而非教育投资与政策过于偏向，导致民办高校的困境重重，半死不活，招生困难，恶性循环。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简单的剥离设想，没有可行性，即使真的剥离，也未必有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界定，如何保障这种权力的行使不突破该有的底线，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时学术争取独立，也不得不需要行政权力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