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农民工“权利贫困”的担子谁扛

　　据工友介绍，方彰海为了多挣120元，给正在上学的小女儿攒学费，他从前一天早上7点连续工作到次日凌晨3点，整整支撑了20个小时后才回工棚睡觉，冲了一个凉水澡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6月21日《法制周报》）
　　
　　方彰海，46岁，湖南湘潭人，坚强、忍耐、节俭，为了多挣120元给小女儿攒学费，连续工作20小时，不幸病逝。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样的伤痛足够铭记一辈子，毕竟，他是为了这个家庭而付出了生命。对于社会而言，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当中的一个，他走了，会有新的农民工接替他的活。在他的墓志铭中，我们只能重重地写上：一位伟大的父亲。
　　
　　回到理性审视，这是一位普通农民工的死亡。没有签合同，方彰海的家属基本维权无路。施工方表示，他的死亡不属于工伤范围，出于人道，已给予方彰海一些安葬费。施工方强调，这是补偿，绝对不是赔偿。诚然，没有一纸合同，即便是劳动部门似乎也难以向方彰海的家属伸出援手。
　　
　　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有限，对于劳动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缺乏了解。可以说，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想要通过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权利意识来减少此类无法维权的情况，显然是一项长期工作。政府部门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便是提高对用工单位的监督，促使劳工合同这一制度形式普遍化。然而，劳动部门对用工单位的监督不到位，致使用工单位很容易产生“霸权意识”——反正也没人管，就算我不签合同，还是会有很多农民工排着队等活干。如此，蓄意逃避劳工合同几乎成为了某些用工单位的常态。没有了一纸法律合同的限制，用工单位自然肆无忌惮，农民工维权之路的艰难可想而知。试问，如果方彰海签下了劳动合同，用工方怎么可能冒着巨额赔偿的危险让他连续工作20小时呢？
　　
　　法律制度我们有，法律裁定，我们也有。一切看似理性的制度之下，农民工却总面临着维权无路的局面。为什么？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制度，缺乏的只是执行力。我们必须知道：权利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放诸温总理“让人民获得更有尊严”的愿景之下考量，要解决农民工维权难的困境，首先要改变农民工权利贫困的现状，使其得到应有的权利保障。这个重担，无疑要由相关执法部门来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