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走了，集体观念是否深入人心

　　近日，广东韶关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谷某湘，缴获伪造公章一批。（6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单单从结局来看，这只是一起行骗案件。然而，被骗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当地政府部门。骗子行骗的手段并非多么高明，假造公章冒充“上级领导”写信而已。收到信件的相关部向上级报告此事，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核查，骗局也就曝光了。
　　
　　笔者所介怀的并不在于此，而是事情的起因：村民朱某碰到了自称认识多位省领导的谷某湘，便请其帮忙找领导施压村委，以获得当地某市场的经营权。
　　
　　要做一个“合格“的行骗者，第一步便是要抓住受骗者的心理。对于村民朱某来说，认识多位省领导的谷某湘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能够请到上级领导帮忙，拿下某市场经营权是极有可能的；对于村委的相关部门来说，市场经营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只在他们手上，上级领导的话也相当有分量，这也正是骗子为什么利用上级领导的名义行骗的原因所在。
　　
　　人情关系大于理性制度，这无疑是村民请领导帮忙、骗子伪造信件背后的共同心理认知。社会现实的隐性暗示下，民众信奉于此，官员也难以避免。曾几何时，“有事找组织“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行为信条。如今，“有事找领导“的潜规则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
　　
　　从“组织“到”领导“，是一种集团观念到个人观念的转换。市场经济下，权钱逐渐成为社会分化的标准，等级观念越发严重。有权者、有钱者往往占据了社会优势资源，在社会活动中具有主动地位，普通民众则往往处于一种失语的被动状态中。权钱一体的单轴化社会趋向下，处于上层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自我膨胀，丧失集体意识。从组织到领导，从人民公仆到官老爷，无不反映出社会上层群体集体意识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拜金主义、权力至上的个人观念，使得社会经济、制度、文化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经济发展不顾弱势群体，只顾扩大私利，社会贫富差距超过社会容忍线；理性制度遭受权利干扰，人情关系见缝插针；学术氛围极具恶化，争权夺利的谄媚姿态成为教育之殇。
　　
　　时至今日，当数千民群众为了面见市长而集体下跪的时候，“集体意识”就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代表集体的“组织“一词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领导”向我们走来。不同的是，我们的目光总是要抬高一些，再抬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