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好事难做”这一“文化失调”

　　“我老公想做好事反而被冤枉，还被告到了法院。”最近几天，“寻找目击证人，重谢五千！”的帖子红爆宁波各大论坛，短短几天与之相关的帖子层出不穷，所有点击量相加超过了5万次。与三年多前“南京彭宇案”惊人地相似，宁波市民阎丹的遭遇引发80%的网友感慨：好人难做！（4月30日《钱江晚报》）
　　
　　尚且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好事难做”再次成文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7年，彭宇案，2008年8月21日，郑州大学生李凯扶老太称被告案，2009年11月，卖豆饼老太捡钱还钱反成被告……至今，此类事件似乎仍然没有个完结，仿佛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只是，我们且不知道最后一张牌会在什么时候停下来。
　　
　　受此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看似“反常”的现象：有老大爷摔倒了，众人不敢去扶，直到倒地者疾呼“是我自己摔倒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大伙才上去帮忙。有老人倒在了地上，众人又是送枕头又是送棉被，可就是没人把他扶起来。即便是面对一叠万元的钞票，两个小伙子愣是在雨中等着警察来，也没有去触碰这些钱。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文化的冲突。面对有困难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是以一种传统的道德规范、传统的价值观取向毫不犹豫地行动，还是务实地讲究证据更加理性地去帮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事实上，现代社会更加讲究理性化，这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的社会，从上到下，理性文化的建立的确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社会法制的不完善、人民大众理性意识的欠缺，尚不能达到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要求。物质生活不断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理性文化却仍然没有建立完善，传统文化的惯性作用又在延续，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化失调。“好事难做”这样的奇怪现象，正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失调所导致的特殊社会问题。
　　
　　就“捡钱包”这个问题来看，大部分受传统教育影响下的国人大概会直接捡起来，等失主来或者交给警察。一旦出了问题，便使行善者处于劣势之中。但是，香港人会怎么做呢？他们的程序是：先报警，等警察来一起拾起钱包，一同打开查看，接着将内里的东西一一登记。这些程序过完后，你就可以走了。这样的规定保护了行善者的利益，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也被人们广泛认知，自然也就没有出现“好事难做”这样的社会争论。
　　
　　对比之下，香港在其理性文化的建构上似乎更加合乎社会发展的理性化要求。客观上来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然而，我国社会有其特殊性，那便是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影响。“好事难做”这样的争论说明传统文化的惯性作用仍在延续。但是，在与新兴的现代理性文化的对立中，传统文化长期陷于一种挣扎的境地。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们渐渐抛弃了优良的传统文化，抛弃了那些几千年来为我们的祖先世代相传的美好品德和价值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
　　
　　如何在新兴现代理性文化的建构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解决“好事难做”此类文化失调现象的根本途径。这些事关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也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