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入市”发轫于农民“权利主体迷失”

　　有关报道称，最快从2010年元旦起，浙江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并逐步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健康流转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将来自宅基地置换后腾空出来的土地，用作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此举将有利于缓解土地供应紧张、打压居高不下的房价。（11月22日《济南日报》）
　　
　　推广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试以突破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实困境，这一政策或许是调控房价组合拳之一，其出发点应当是好的。但不得不重视，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却不在于土地供应紧张，而是土地过度囤积，炒地炒房，以及房产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等。在此意义上，农地入市政策的“客观导向”将极不利于楼市调控。更有甚者，现在推广“农地入市”，无疑让边缘化了的弱势农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受制于人，政策带来的前景依然十分茫然，当然农民自己可能也未曾发觉。
　　
　　虽然说“入市”的，是所谓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但城镇开发步伐加速前进，很多其他类型用地，甚或耕地，也可能会在一些人另立名目的变通下，转眼就成了“集体建设用地”，不难想象，随着“入市”政策渐渐深入，只有在城市大行其道的商品房在农地里拔地而起后，本来山清水秀的村庄，其地皮房价火箭上涨，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工业用地”或“商品房用地”，吸纳大量城市房产泡沫。因此，农村土地的保护势必日益艰难，而失去如同灵魂一般的土地之后，农民的生活又该如何得到保障？
　　
　　在思考与反观目前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现状时，我们不无悲观，诸多事例也在表明：农民们大多处于一种权利主体迷失状态，看不清自己权益的所在，更不必谈如何保障。但不论怎样，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决策，决策者们应当让农民自己心中有数，认真理解政策，或者将征求农民的意见摆在工作首位，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消除本可避免的社会矛盾或不安因素，也更有益于不断完善政策中的不足，以便及时修复与调整政策，避免政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然而就“农地入市”来说，政策将重心置于解决建筑用地供应紧张、打压过高房价，先不论政策存在着的错误导向，而农民权益的被忽视，亦在表明他们完全是被利用了，利用得全然无知，就算这政策的出发点是为治疗当前的“病态楼市”，就算这一政策果真取得预期效益，实现房价的合理调控，但这些最主要的受益者绝不会是农民们或农村，虽然客观上，这或许会解决农村一部分人的就业。
　　
　　有道是当局者迷。决策者可能制于其他政策目标或因素，而看不清这一“农地入市”政策最终产生的社会负效应。不过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推测，当大量的“农村集体建筑用地”被用作“工业用地”或“商品房用地”后，面对与“城市同价”的商品房，农民在自己的地盘可能会无房可居，甚至会徘徊于“破产”的边缘。因为“农地入市”必然会在无形之中虚涨房产泡沫，于是将城市高房价直接嫁接于无辜的农民身上。
　　
　　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由劳动创造，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它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比如说建一处房产，劳动生产的价值凝结在这一房产上，只有当房产被交易出去时，价值才会实现。
　　
　　现在，远远落后于城市步伐的农村经济，是无法支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人为拔高的“虚高房价”的（因为新闻中说，浙江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并逐步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健康流转模式，其中“同价”可谓意味深长）。另外，农民的主要收入仍然是依靠土地进行粮食生产，先不说“农地入市”效应带动下造成的耕地流失，我也不愿也不希望看到一场“新圈地运动”，而农民们的收入是不足以同商品房开发商们较量，农村金融现状尤其跟不上当前虚浮且混乱的房价市场，或者说，“农地入市”更可能成为开发商与楼盘销售者们一场肆虐的金钱游戏。
　　
　　再回到当前农村的现实，农民自己出资建房，虽然一些农民也很不容易，但他们是通过自己打工等方式存下的钱成家立业，建成的房产却永远是自己的，产权合法，而农村土地入市流转后建起的楼盘，农民或其他城市居民再来购房，也仅仅只有70年的商品房使用权。如此一来，我们又该拿什么来保障农民根本的土地权益，以及农村建筑用地建起的商品房，农民入住以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又如何来完善保障机制，这些都应当引起注意，稍有不慎，或许会加速“乡村的沦陷”。而且我始终认为，调控房价，政策上是为了解决当下人们住房困难，房价走向合理，然而在政策操纵下，出现农民们难以承受过高房价，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可以说，这些诸如“农地入市”之类的政策，或类似此类的房价调控，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考虑农村的具体实际，也全然忽视了农民们的权利主体地位，甚于剥夺。
　　
　　与“农地入市”一样，近年来伸入农村的政策之手，颇有相似。诸如几近破产的全民医疗合作。在很多农村中，这一政策存在着太多弊端：农民们生了一般的小病，大多是不去医院，更不用住院，即使住院，也是几十元上百元一天，除去政府报销的，自己仍然要负责几十元，于是很多农民就不情愿了，在农民们眼中这完全不合算，“得不到什么好处”，而每年要交一定的入保费用，也真划不来，这些具体因素，我们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时考虑了吗？最后政府不得不退回一些农民交的合作基金。这些事例终究成为折腾案例。而我对于全民医疗合作的基本了解，却是从一位干过十余年村委书记的老农民口中得知的，当然这位老农民也不否认“政策大方向是好的”。
　　
　　农民朴素，却也容易受过度偏向的市场化所害，诸多农村政策总是“一厢情愿式”推进，虽与农民群体自身的认识水平与文化层次有关，要提升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主体意识与维权观念，仍要假以时日，但作为决策的主体呢？他们是社会的主导者或社会精英，却也不着农村实际，忽视了农民们的切身利益，也未达到政策的最初目的。而且这些存在着主观偏向的政策，其隐性弊端或将在若干年后显现。可以说，这一切明显发轫于社会盲视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