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脱魅”下的价值回归与教改困惑

　　6月7日、8日，是中国第一大考——高考之日。一切为高考让路，这不仅仅是考生全力以赴进战场，家长与社会各界亦未敢丝毫懈怠。简而言之，“高考之魅”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意义，寄托了无数个家庭的重望，更是人们通往社会上层的必然通路，几近成为独木之桥。如此神坛化了的高考，举国神经紧绷，亦属情理之中。
　　
　　然而今日更为突出的一个话题是，各路方家在不遗余力地质问“高考之魅”。而其反面——“高考脱魅”——高考决定命运的观念渐渐淡化，犹如矛盾的另一面而不断上升、浮现。加剧这一趋势的，正是这样一些现状：全国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高考报名总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另有84万人弃考。人数下降之多，弃考规模之大，以致舆情哗然。
　　
　　坦率而言，这些高考现状的凸显，诱发之因远远不止一方面，诸如高考适龄人口的减少，无法承担大学高额学费而“理性弃考”，出国留学混洋文凭，大学生就业困境丛生等。而我以为，不论是家贫，还是有比高考更好的出路，或是缘于两者之外的经济考量，弃考都有益于理性高考观与教育观的建立，从而有助于青年学生与社会各界重新审视高考与自身前途，找出将自己打造成才的最佳方式。在这一意义上，“理性弃考”所体现出的，也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价值接轨，或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常态回归，而社会要做的，应该是为广大青年提供多元化成才途径。
　　
　　面对弃考或考生人数显著下降，有关专家或政府官员或许有自己的分析：高考适龄人口的减少，以及弃考现象也是人为推动——劝说成绩差者放弃考试以保证学校升学率。这一过分强调，可能有避“大学生普遍就业难、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求学成本过高”乃高考降温诱因的嫌疑。但即便这些分析真与高考降温现状无关，人们普遍对“高考成才论”抱有一种不乐观心态也不容忽视。更因为在目前看来，教育改革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早前的“素质教育模式”，还是近来中学“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行，以及大学教育模式的实践探索，都存在着一些亟须求解之难题。虽我们怀着无比期待，而这些难题求解仍是路漫漫。
　　
　　我愿意看到，“高考脱魅”——第一大考的魅力渐消，能成为社会反思教育改革的一次沉重起点。当然反思并非意在重树高考之魅，而是希冀教育改革在满足社会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能使更多的青年找到理想有效的成才路，能使高考不至于令国人的神经紧绷到了无法逾越的顶点，能使政府与社会轻松放下肩上的“尴尬重负”——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面临就业困境，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因无人才可用而焦急万分。这一“尴尬重负”，也传递出当今教育改革的困惑全貌。
　　
　　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当今教育改革的困惑更全然反应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经济发展，远非密切结合、协调互惠，而其改革更是抛弃了教育自身应遵守的人文价值理念，而以市场为大。于是，在利益的导向或者市场观念的指引下，各地大学城不断增加与扩建，硬件设施大比拼也使各高校内暗暗角力，国家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却大多用在了硬件设施与产业经营上，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实验设备或研究器材不能不大投入，但也得研究水平与自身条件相适应，如此才不会出现一些大学在引进的先进设备面前茫然失措，甚至成为摆设。商业化政治化的教改发展模式，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论文大国浩浩荡荡，学术与教育腐败不堪入目。如果教育水平无法跟随或超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过于消耗社会成本，形成教育与发展层次上的恶性循环，那么，失业问题与人才问题就会尴尬显现，暴露无遗。
　　
　　更为值得忧虑的是，国家的教育投入是偏向于重点高校的，而大多数的其他高校，尤其是高职专科层的学校，他们获得的国家教育投入无法与211、985工程类高校相提并论。但要发展，必得要投入，扩招与高收费甚至是乱收费无疑是一个“必然选择”。如此一来，教育质量下降应在预料之中，大学生就业困境因此愈加恶化。最终，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中面临人才困境，而政府在付出了巨大的教育上不当资本后，却又为就业困境所累，财政更是难以为继，这必将转化为社会的负担。
　　
　　总之，在当今“高考脱魅”成为一种主流民意且讨论日益深化之下，我们更应当思量：如何重建青年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多元价值取向体系，引导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走出人才困境,扭转教育投入反而转化为社会负担的尴尬境地。更具体地说，应让我们省思：高考这一个筛选器，仅是多种选择路径的其中一条，教育公平的体现并非是人人获得高考的拼杀上阵。或许人们呼吁这一常态回归并不难，而困境在于个人、大学、政府这三者如何脱困于利益导向的教改路线，而为价值实现的常态回归扫清制度与思想上的双重障碍，以实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与融合，消除失业与人才短缺并存而隐喻着的现实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