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如何成为政务公开的主动接收者

　　近日，辽宁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申请表，要求公开办公费、招待费等财务账目。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说，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11月17日《人民日报》）
　　
　　应该说，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方式，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从这一新闻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市民主动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尤其是要求公开困扰于群体心头的敏感信息，这实是一个重大进步，因为这意味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趋势：政务信息的公开，必须从目前作为政府部门一种“社会承诺”，转变成为公民获知相关政务信息的一种权利。
　　
　　但也正如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所言，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对此，我十分理解，这些涉及政府部门比较敏感的信息，如公开办公费、招待费等，公开难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也许是困于目前我国信息公开机制的尚未健全，而所谓的政务公开又往往成了某些官员嘴角的空谈，成了一种摆设。
　　
　　虽然为了进一步保障政务信息的透明公开，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从“条例”二字就可看出，这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承诺”，政府部门成了一个站在自身立场上的政务信息施予者。正是碍于这样的现实，政务公开准则无异于—种政府的办事制度，而围绕这一“承诺”或“办事制度”，政府向社会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怎样公开，公开的范围等等，都由政府部门自己“自语自说”，公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这应当说是当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极为敏感而难以公开”的主要原因。这种现实，与1966年以前的美国极为相似，信息自由公开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基于这种现实，我认为，应当由温洪祥式市民的推动，渐渐将信息公开由一种政府的社会承诺转变成公民的一种权利。当然温洪祥这种行为可以更为合理有效，声张要政府部门公开“敏感信息”，这一方式除了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外，我想这也应当避免动不动就带有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让信息的公开者与接收者，都成为平等的主体。这样明显会明确政府公开信息的“合理动机”。毕竟从目前来看，政府公开信息，更多的一种政府“承诺”，而转变又配合相关制度法律的完善，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尚未有一个合理机制或监督体系的现实下，政府违背这一“承诺”易如反掌。
　　
　　实际上，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健全的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看的典范。1966年，美国制定信息自由法，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做出决定。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它必须说明理由。任何政府决定都可以被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前提是信息自由法规定了信息公开与不公并的标准。如此一来，就十分明确了公民如何去获知有关的政务信息，并得了法律救济。
　　
　　所以，政务公开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条例与健全有关法律的条件下，应当从具体的细节入手，配以实质性的操作，这不仅是政府的一个“承诺”，政府部门在政务信息公开上须改变其角色定位。而作为一位公民或纳税人，你得明确自己有权按自己的需要主动向政府部门索取相关的信息，不是一个政务信息的被动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