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消除记者的“时代悲情”？

资料图：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给“记者”发放“封口费”现场。

　　一年一度，今天11月8日，是第9个记者节。就在前不久，山西涉“封口费”的煤矿发生事故后，许多假冒新闻单位的人员以记者名义前往霍宝干河煤矿，进门登记表显示，9月24日、25日两天，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其中持有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的只有2人。一时间，公信力跌至底谷，公众对于记者的整体认同下降，无法显示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力量。
　　
　　从现实中我们发现，主流之下，存在一些隐忧，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突跌：一是，记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而被殴打、设备被抢被砸，暴徒对抗采访，记者从“手写苍生”转而“血写苍生”。更是有记者被打于记者节前后，于是有人戏言一年一度的记者节不如改为“记者被打节”；再则，如今仍不乏一些新闻工作者，本是为着遵从揭露社会黑暗、还历史以真实的他们，转而被无良企业或个人以“封口费”的形式收买，新闻良知所剩无几，以至公信力薄弱得如一根发丝。这背后呈现的，可以说又是记者的“时代悲情”。
　　
　　不禁要问，我们就不能丝毫改变记者权益受损、连累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时代悲情”？新闻舆论在如今的现实中，有时就如此无力、遭公众非议？当我们将视角深入这一社会领域时，改变记者的“时代悲情”，我们不得不去突破这样几个现实困境：首先我们的一些记者不该再自陷囹圄，而失守新闻工作的底线。比如说，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广告新闻，甚至是主动索要红包，或是乘一些不良企业之“危”而收封口费，这些无疑是对新闻伦理的践踏，毁了记者信誉，削弱了新闻的公信力。
　　
　　还有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很多人在如何评价“一个好记者”上，提出一个公理：“酒量”比笔杆子更重要。这其中原因，不难从很多部门如何招待记者上看出来。我不否认记者有自身的灵活圆滑，但持客观公正理念的记者们如此传承“饭局文化”，也是自身的一种堕落，与之一起堕落的，还有记者的新闻良知。如此不洁身自好，又如何能给公众以信心呢？
　　
　　另外，市场经济的冲击，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媒体急功近利，这也是我们急须破解的一个现实困境。一些新闻人或媒体，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地非理性炒作、低级趣味性猎奇、“一鳞半爪”报道新闻等，媒体形象已因此被大打折扣，犹如在名号之前自加了“无良”二字，按此下去，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品性也一步步“恶劣化”在所难免。所以，收红包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或是公开的“行业准则”，甚至是昧着良心收“封口费”，这又何须少见多怪？再想想，当新闻从业人员面临粗暴对待时，也得反省一下自己的所言所行。
　　
　　当然，我们都得承认，也是我们在记者节最该向他们致敬的地方，那就是：记者是一个较为危险的职业。因为记者有定格历史、关注社会改革而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现实责任；有把假丑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责任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如此责任重大，各种阻力也会时而变成暴力，于是，也会出现用“身家性命换取对事业的忠诚、对责任的担当”，这虽是一种“职业牺牲”，精神可嘉，但也只有形成强大公信力之后，取得广大民众的倾心支持，才尽可能多的将一些丑恶之行彻底消灭。
　　
　　胡适曾说过，“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是的，自由是由一个一个生命争来的。而新闻公信力亦然，强大的公众认可度，也是每一名记者用职业操守赢得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新闻客观公正的理念真正深入到每一个记者心中，而成为一种信念——或如“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那么任何暴力只不过是个小丑，每一名记者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个时代，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消除记者的“时代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