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封口费”的真记者更应移交司法机关

　　山西涉“封口费”的煤矿发生事故后，许多假冒新闻单位的人员以记者名义前往霍宝干河煤矿，进门登记表显示，9月24日、25日两天，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其中持有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的只有2人。接着，山西省于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确认一人假借媒体之名涉嫌诈骗，已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10月30日人民网）
　　
　　假记者借媒体之名涉嫌诈骗，已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这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而那些拿“封口费”的真记者，又该如何处理呢？大量事实证明，拿“封口费”、拿红包，已成为一种社会生态，而只有“事情十分恶化”的局势下，一些记者才得相关法律的惩罚。在此，笔者认为，这些“封口费”的真记者更应当移交司法机关，或者从重处理。
　　
　　从法律上说，新闻记者进行有偿新闻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职业腐败、受贿，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完全触及了法律的红线。这与官员受贿贪污，完全是同一种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受贿。然而事实上，新闻从业人员拿红包、“封口费”，是举国公开的秘密，拿红包更是记者们的家常便饭，拿之理所当然，甚至主动索要。
　　
　　对于这些有偿新闻交易，新闻单位大多默认之，甚至将其合理化，事态严重时也大都是进行职业道德上的谴责与处罚，至多是解雇处之。对于此次山西“封口费”事件，那些持有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的真记者，该如何处理，新闻只字未提，而仅仅确认一名假记者移交司法机关，这是不是变相地告示公众：相对假记者，真记者理所当然地有拿“封口费”的权力。如果司法不介入，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纵容犯罪。
　　
　　还应当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很多重大事故灾难，如矿难、疫情等等，得不到及时通报，以至造成严重后果。除了当事者害怕事情败露，而四处贿赂记者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与记者们掌管“舆情大权”，且想着从灾难之中而大量捞取“封口费”的心态有关。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记者们为了捞取灰色收入，而易于践踏本身的职业道德规范，更是因为法律对这一现状的缺位。
　　
　　纵观各类有偿新闻交易案件，目前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新闻记者受贿罪的确定，主要是有关方面对新闻记者行贿，要求记者进行有关虚假报道。如最近发生的，某财经媒体北京新闻中心产经部记者傅某，因收钱报道虚假新闻近期被司法部门控制等等，而对于记者主动或索取“封口费”的处理却过于宽松，对拿红包就不用说了。再则，司法介入处理拿“封口费”的记者，一般是在发生了影响极为严重的事件后。如此次山西矿难。这不能不说是新闻界乱象从生的一大社会因素，而媒介公信力严重透支。
　　
　　当然，从逻辑上也不难得出，现在很多假借记者之名四处勒索，也正是因为社会上对于新闻记者拿红包之类现象的无奈默认。尤其是重大事故发生后，当事者神经兮兮，怕事情败露，寄希望于瞒天过海，而记者无视法律而对“封口费”伸手拿来，这同时又刺激了假记者们混水摸鱼。说到底，只有将此类变相的“权力寻租”，绳之以法，将确认拿“封口费”的真记者毫不留情地移交司法机关，才能伸张正义，清除新闻界腐败，恢复新闻媒体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