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罪责被“集体决定”化为无形

　　被埋130多个小时，在救援已终止几天之后，北京市房山矿难两被埋矿工才自行爬出矿井。对此，房山区安监分局副局长贾凤月称，事故发生后自己曾赶到现场参与救援，并是现场救援指挥部成员之一。他证实，会议确实听取了区安监局和国土局的情况分析，鉴定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但他强调，“最后终止救援，是指挥部集体决定的。”（2007年8月26日《新京报》）
　　
　　两个被埋矿工凭借着强烈的求生欲望，相互喝对方的尿液，终于在专业救援队停止救援四天后，奇迹般的自救生还。他们的生还，不仅仅证明了人类超强的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有关部门的“科学救援方案”、“采空区已不具备生存条件”之类的都是扯淡，这不啻于给有关部门掴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对于两条人命差点被有关部门玩忽职守而吞噬的责任，房山区安监分局有关人士却称，这是大家“集体决定”终止救援的。
　　
　　集体决策，曾经是个好东西。它反映了民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决定着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偏好加总的过程，是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或机制。每一个决策者的能力、经验、知识面都是有限的，在对制定某项决策时，决策层集思广益，综合考量方方面的建议与意见，从而减少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这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执政措施。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决策层形成充分民主、相互监督的决策环境，有效预防止滥用权力的行为。集体决策在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典范，因此也一直被许多单位和部门所采用。
　　
　　然而在当下，“集体决定”越来越多偏离了人们初衷，走了调，变了味。集体研究、集体决定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异化为一些人开脱责任与过错“挡箭牌”。最常见的，某项工程出现重大事故后，相关责任人会说这当初是“集体决定”；某些人买官卖官真相被披露后，也说是“集体决定”……甚至一些“集体决定”的后果，就是集体违法犯罪。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某人为“集体决定”担责，不管是过错、失误，还是藐视党纪国法，结果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百练钢”化为“缠指柔”。法不责众嘛，也不可能拿“集体”来查办。
　　
　　我们还拿北京房山矿难停止救援来说吧，不管这个“集体决定”如何，它终究是要有人“拍板”，才能执行的。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于这次救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当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可是相关决策者，却轻易的放弃了救援行动，其责任也是明摆着的。对于像这样打着“集体决定”的幌子的，出现的重大罪责，都应该追究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集体决定”，应该依法对某些责任人进行制裁，决不能让“集体决定”成为某些人对法制法规进行的“软抵抗”。